编了十年的《音乐爱好者》（1989年至1999年），耳鬓厮磨，感情不能说不深了。任何一种历时十年的厮守，回头望去，总有些话题可说。

《音乐爱好者》于我，可说是一种少有人可比的、很独特的关系。关系有三：起先我是读者，后来成了责任校对，再后来当了责任编辑。

1979年，我在徐州地区的文工团乐队工作，当时我们团在黄海之滨的连云港演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。白天闲逛书店，我极意外地发现了一本音乐刊物，三十二开，绿色封面，就是《音乐爱好者》（这刊名是何等的好啊）创刊号。当时能看到的音乐杂志极少，这小小的杂志如一缕春风让我欣喜，尤其是书中夹着的一纸活页贝多芬头像素描。从此我每期必求，成了她的“结发”读者。

后来我有幸调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，由于先前有乐队工作的经验，领导便让我当《音乐爱好者》的责任校对。这令我喜出望外，就好像新单位碰上了个旧相知，心里热乎乎的。我马上拜了当时《音乐爱好者》的责任校对、退休在即的越南华侨张伦培先生做师傅，那是1985年。

1989年，我做了《音乐爱好者》的编辑，是因为编辑部还要编一本《歌迷》，人手不够。我很卖力，也很激动，居然能跟插队时期就久仰大名的歌词作家王晨湖同事并称兄道弟！我第一次领责任编辑之衔，是1990年第5期，其时天大热，我紧张又亢奋，发了四十度的高烧。

初当编辑，时处《音乐爱好者》的第二个十年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“文化热”刚刚激活的音乐人文意识，正发酵出新的需求氛围；高科技不断催生音乐的花样百出，“后现代”、New Age、CD正普及……正如一阕奏鸣曲到了展开部，基础已经很好了，就等着我们去发展。编辑部除了当时的主编陈学娅（尔后是王秦雁），就是后来圈内戏称“四条汉子”的沈庭康、王晨湖、王亚平和我了。

由于当年已经有了丁善德、钱仁康等一大批音乐权威组成的强势作者阵营，所以刊物很笃定。而需要考虑的，或者说在第二个十年我们刻意追求的，则是调整定位，这迫于一种批评：《音乐爱好者》像《音乐工作者》。

一册普及类的音乐刊物，人家要的无非是信息，一些知识的信息，一些人文的信息，一些围绕音乐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种种信息。潇洒的读者，也就是一翻了之随手丢掉。有心的读者，也许会悉数保留经常翻翻——就像听莫扎特，常听常新，可听一辈子。

这就有些难，得让刊物好看、耐嚼，有“回头率”；还得让刊物亲切（莫扎特就让人亲切）、生机勃勃——少一点术语，少一点五线谱例，少一点曲式分析——刊风如莫（扎特）。

于是我们以突出的篇幅，新辟了辛丰年的“音乐笔记”、陈丹青的“外国音乐在外国”等等专栏，请精英来说爱好者的话，给爱好者听。其中强调非音乐专业作者的一个栏目“音乐与我”更是大张旗鼓、全方位地与读者互动。

1990年第1期开栏的“音乐与我”迅即得到了各方的垂注和关爱：作家宗璞先生在病中以他人代笔，口述了《药杯中的莫扎特》；翻译家萧乾在译《尤利西斯》的百忙中给我们写稿；戏剧家黄宗江爱乐求知音，还在文稿上画出了五线谱；十五岁的盲童朱闽用盲笔和铜尺书写盲文，他说黑暗中音乐像朝阳搂着他，并说“决不颓唐！”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两千字言之不足，比原定字数多写了一倍！学者鲲西一篇不能尽兴，索性连写三篇！诗人白桦“混合着痛楚的愉悦”（如今已成名句）读来让所有人怦然心动……

01 华君武关于“音乐与我”栏目的来信

0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《音乐爱好者》编辑部组织音乐室同事在浙江旅游

看看那些名字吧：徐迟、冯亦代、华君武、辛丰年、何满子、黄宗英、张洁、新凤霞、阿城、莫言、史铁生、余华、张承志、张炜、李锐、陈丹青、舒婷、梁晓声、叶文玲、李杭育、邹静之、陈村、孙甘露、严锋、吕正惠、宫玺、鲍尔吉·原野、薛范、赵鑫珊、刘子枫、格非、马原、王周生、赵丽宏、瞿世镜、陈丹燕……“音乐与我”十年岁月留痕，1999年被精选了七十八篇，结集纳入“音乐爱好者丛书”出版。

现在想来，编刊物想编出莫扎特风格，有些狂妄了。但当时这念头确乎粘在心里，可谓耿耿于怀、挥之不去。刊物对其他栏目，对音乐家、对作品、对表述的要求，那十年有意无意总往那上面靠。这些努力，对引领读者走进音乐，也算多了一条通道吧。

记得1990年我乘快船去南通初次拜望辛丰年先生，我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找到先生的（《读书》编辑部对待读者来信的态度是我的榜样！），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来迎接我，我深知这种庄严郑重是对《音乐爱好者》的看重。此后我便像给父亲写信般给他写信，他每信必回，谈的都是音乐，数量之多，可以出一本书了。他不计较菲薄的稿酬给《音乐爱好者》写稿，十年期期不断。他感召、提携了吴维忠、马慧元等一批年轻作者，撑起了《音乐爱好者》的半壁江山。他的《音乐笔记》结集出版后重印了三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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